閱讀心得：從《在這麼深沉的夜晚》看一個厭女「渣男」如何形成？

愛爾蘭作家克萊爾．吉根（Claire Keegan）的短篇小說集《在這麼深沉的夜晚》（So Late in the Day）裡，精準捕捉了男女之間親密關係微妙的角力，以及人性的黑暗。

短篇小說基於字數限制，要在有限字數下完整表達故事脈胳，實在很考作者功力，吉根可算是當之無愧。蘇格蘭《先驅報》曾盛讚吉根為「小事之神」，代表著其精僻、冷峻的筆風，以簡單數句對話及微小的日常細節，勾勒出男女主角之間的情感張力。

書裡收錄了三篇短篇小說：〈在這麼深沉的夜晚〉、〈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〉及〈南極〉。當中，〈南極〉曾獲得1999年度魯尼愛爾蘭文學獎（The Rooney Prize for Irish Literature）。

在英文語境裡，「So Late in the Day」具有雙重意義：一、一天的深夜時分；二、為時已晚。所以，它被經常形容「事情都到了這個地步、已經太遲了」。

〈在〉以男主角「卡霍」的視覺展開，他處身在都柏林的辦公室裡，表面上好像期待著週末假期的到來，不過對於他而言不是值得興奮的事。吉根在開場部份不是以「黑夜」展開序幕，而是周五白日將盡的辦公室裡，有不少細節值得探討： a. 他不小心關掉未儲存的檔案。一般人的反應會即刻重做，但他做了一連串反常動作：走去廁所、找其中一格關上門、在馬桶蓋上坐了一會兒、待情緒穩定才返回座位。當時的他，被輕蔑的情緒影響了。(p.14) b. 極力避開熱情的同事。當他去買咖啡的時候，恰恰遇上了會計部同事欣希雅。基於辦公室的禮儀，如果關係不是太惡劣的話，寒喧數句本是稀鬆平常的事。但是，面對著欣希雅的關心，他選擇敷衍，甚至連糖都未加就急急腳離開。 c. 老闆上下打量著他，把他尋常的襯衫、領帶、長褲和沒擦亮的皮鞋都收進了眼底，又鼓勵他「不用留在這裡」，甚至「臉頰微微泛紅，似乎為自己的善意感到不好意思。」(p.15) 卡霍依然婉拒老闆的好意，依然繼續完成那未儲存的檔案。

由p.13開始直到p.15為止，作者其實無交代到卡霍面對的是什麼事。讀者會誤以為上司、同事溫暖熱情的舉動，反映了卡霍正正是家庭變故的「受害者」。可惜的是，這溫情是作者刻意設下的陷阱，小說後半段逐漸揭露真相，卡霍本來跟未婚妻莎萍舉行婚禮的日子正是7月29日，不過當日他被逃婚。

逃婚原因表面上是因為跟金錢有關的爭執，但實質上，她跟卡霍日常相處之間，徹底看清他「厭女」(Misogyny) 的本質、極為自私及情感匱乏。

兩人關係徹底破裂的爆發點，始於修改婚戒尺寸 (p.30-31) 一事。當卡霍知道需要額外付128歐元才能修改尺寸後，他變臉留下一句：「妳以為我家開銀行的嗎？」。他的確讓步、道歉，但他心底極為不情不願的，回到店裡「手是抖的」、「費好些功夫才把信用卡從皮夾挖出來」。

有讀者會問：p.33提到莎萍似乎對卡霍的態度軟化，兩人相處恢復甜蜜，甚至更恩愛，為何這件事會成為兩人決裂最致命的導火線？

事實上，兩人之間的裂痕已經產生。後來，莎萍跟卡霍去尼利酒吧進膳，她無什麼胃口只吃了幾口三文治，即使戒指閃閃發光。

卡霍的邏輯很簡單：只要莎萍還展現著恩愛、親熱，爭吵的事情過去了，就代表女方已經原諒自己，這是卡霍背後單方面的情感誤判。

後來莎萍把行李搬進卡霍在阿克洛的家時，兩個人再次爭吵，卡霍流露出來的不忿顯示為人極度自私。

「我只是想要妳在這裡，一起吃晚餐，只是想要早晨和妳一同醒來。也許是因為現實的事情太多了。」(p.42-43)

短短兩句盡顯卡霍「渣男」本性。他要的，根本不是共同成長的伴侶，而是能提供生活機能及情緒價值的佈景版。不但如此，他想她食晚餐時陪伴自己，但抗拒分擔購買食材的錢；想跟她同睡、享受性愛，但他無法容忍對方的擺設、行李佔據房子 (p.40-41)。卡霍甚至抱怨辦婚禮過程太麻煩，完全承擔不到一段關係，等同巨嬰一樣，只想剝削女方的付出換來自我「浪漫」感。

作者加插了莎萍引述欣希雅在舒爾本飯店（The Shelbourne）對愛爾蘭男人的批判，同樣極具諷刺意味。兩人坐在一起，談論的正正是卡霍這類男人的行為說話模式，它亦是卡霍最害怕的。

**「…..但是你這年紀的男人都只希望我們閉嘴，只要乖乖把你們要的東西給你們就好。她說你們被寵壞了，只要事情不順你們的意，就會變得很討人厭。」(p.45-46) **

欣希雅比起任何人看得更通透，直接打臉卡霍的情話：他要的，只是一個乖乖閉嘴的服從者。「被寵壞」一詞更顯父權社會之下，卡霍將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狂妄。後面那句，更是卡霍的寫照。卡霍想要否認、以講笑話轉移話題，但他不能，因為欣希雅說中他心裡無法說出口的話。

當然，對話還未結束。莎萍繼續引述欣希雅的話：「……她常聽見愛爾蘭男人是這樣說女人 (婊子) 的，還把我們稱為蕩婦或賤貨。」，卡霍的回應很耐人尋味：「只是我們說話的方式而已。」

卡霍根深蒂固的厭女本質展現得淋漓盡致。他的潛台詞很簡單，將語言暴力帶來的性別壓迫，試圖包裝成文化風俗。在此處他嘗試令莎萍覺得，說這些言論無什麼問題，只是小題大做。

如果讀者心水清的話，不難發現被逃婚後他一個人待在房子裡，看著電視切蛋糕說了什麼話 (p.58-59)。

莎萍忽然間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：「……你是整棟大樓裡唯一在聖誕節時連張卡片都無給過她 (打掃的波蘭女孩) 的人，真的嗎？」(p.47)

這個波蘭女孩，正是小說開頭出現過的。當他正準備下班離開位於都柏林的辦公室，為了避開電梯而走安全梯下樓，他感到「被注視」。他的反應是盡快逃離、出大門時「鬆了一口氣」，盡顯冷漠無情，所以這問題亦坐實了卡霍對於弱勢的人，完全沒有慷慨及同理心。

莎萍對他的態度已經完全心死，她看見了自己未來的投射，預視跟他走在一起的時候，他都會用同樣的態度對待自己。「真的嗎？」並非真的想找到答案，莎萍的心中已經很清楚，無論卡霍的答案如何，都已經不再重要了。

她已經開始不再演了，不再裝作溫良恭順，反而直線抽擊：「你連我在說什麼都不能理解嗎？」（Do you not even understand what I’m talking about?）。它是莎萍數落卡霍以後所發出的吶喊，表明了這段關係已經徹底結束，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。

吉根透過這個題目點出了兩種普遍人性悲劇：一段關係的決裂，絕對不是偶然發生，而是一次又一次被忽視、冷待、羞辱尊嚴後，必然出現的結果；人總是在徹底失去、歲月已晚的時候，才懂得珍惜、反省自己，但時機已經過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