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閱讀心得 – 從〈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〉看創作的力量》

延續上一篇的討論。

另一篇〈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〉（A Slow and Painful Death）更赤裸地展示女性的自主權如何一點一滴地被剝削。

〈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〉收錄在《在這麼深沉的夜晚》小說裡第二篇，講述一位女性作家前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里希．伯爾（Heinrich Böll）(1917-1985) 的故居進行駐村創作 ，不幸被一位強勢的男性訪客闖進去。身為作家的她，卻是找到反擊方法。

伯爾是一位德國作家，197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，他的作品種類廣泛，包含短篇、中篇及長篇小說。1950年代他在愛爾蘭西海岸的阿基爾島（Achill Island）購入了一間小屋，1957年於該處寫下《愛爾蘭日記》（Irisches Tagebuch），主要記錄當時島上的鄉村生活、風俗人情與自然地貌等。直到2003年，阿基爾伯爾協會從伯爾家族手中購置該小屋，將其改建成「駐村中心」，主要給全球作家、作曲家與藝術家作短期工作用途 (即藝術家駐村計畫)。

其實，它跟港島跑馬地山村道54號的「V54」的藝術家駐留計畫相若。V54前身是三級歷史建築的法式私人大宅，捐贈人為前保良局主席梁安琪女士。

本篇小說帶出兩個問題：當處身於這與世隔絕、只屬於她的個人創作空間時，忽然之間被缺乏邊界感、傲慢無禮的男性打破時，她會什麼反應？究竟那位不速之客對她做了些什麼？

相信很多讀者都會覺得， 這男性闖入杳無人煙的地方，又是孤男寡女，必然是牽涉性罪行。

可惜，事實並不是這樣。但這位男性所作的，比起性侵更甚。

首先，從選題上已經露出了端倪。它帶出了兩重意義： 一、女性的個人精神空間被逐步蠶食 這位女作家遠赴伯爾故居，本意是尋覓個人創作空間以攫取靈感創作。然而這位男性的不速之客非但入侵她的生活，還站在道德高地說教，令她飽受精神困擾。作者透過他冒犯性的說話，講出了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剝削，是透過日常潛移默化造成。整個過程令到女性慢慢失去自我，這消亡的過程是緩慢且痛苦的。

二、「創作」作為復仇工具 對應第一點而言，在吉根筆下，寫作本身能夠成為對抗父權剝削的工具。小說結局裡的女主角決定利用寫作，將這個極為無禮的男教授寫進其作品裡，在文字裡安排他經歷一場「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」。

然後，作者開始記述著她在伯爾故居的短暫寧靜日子 (p.65-67)，這種不尋常的平靜，卻平靜得令人可怕，因為她將會面對小屋突如其來的一個電話聲 (p.68)。

p.68-70 記述了她跟這男性德國文學教授的對話，但它們成功製造了奧妙的壓迫感。

「我可以過去看看房子嗎？理事長說您或許會願意讓我參觀。」 「呃，」她說：「我……」 「噢，你在工作嗎？」 「工作？」她說：「是的，我在工作。」 「是嗎？」 「我才剛到。」她解釋。 「我跟理事長談過了，他說您會讓我參觀。我現在就在伯爾故居外面。」(p.68-69)

只是短短數句對白，已經看到這個所謂德國文學男教授，全然無將這女作家的自主權放在眼內。最過份的是，他一開始假意問及對方能否參觀故居，然後就指自己已經站在故居外面。 即是說，這德國文學男教授一開始已經無想過要得到對方的准許，遑論事前有否真的跟理事長溝通過。

她聽得出那背後的惡意，所以她直言自己「衣衫不整」，並再次強調現時並不方便，於是向對方提議「星期六可以嗎？」。如果用待客的角度，她已經做得非常得體。一個稍為懂得尊重對方的人，根本不應該繼續糾纏下去。

當然，這個男教授不領情。

「星期六？」他說：「星期六我就離開了。我得要離開，但是現在我就站在伯爾故居的外面。」(p.70)

其實，她已經表達非常清楚。星期六離開與否、他站在門外，根本不應成為她理所當然地要接待對方的理由。可惜，這個男教授完全無視，甚至連要在晚上八點才能到，都要執拗到底。後來，她到桑德村買咖啡、蛋糕用品，心血來潮想到附近小海灣游泳，於是褪下衣衫游到小潭附近，見到深水汪洋便折返小屋。

吃完晚餐，她開始閱讀契訶夫的小說 (p.79-81)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這裡提及的作品是契訶夫《關於愛情》。男女主角彼此深愛，卻因為世俗道德、責任與家庭束縛，兩人長年保持著客氣與禮貌的邊界。直到最後女主角要坐火車永遠離開時，男主角才在車廂裡痛哭流涕地向她告白，但已經錯過了一生。

不知不覺間書中的情節，跟她產生了某種情感的連結：「……當時她正對一個分居的男人逐漸失去愛意，這男人曾說希望能與她同居，他常說些與他實際感受完全相反的話，彷彿說了便能使說出的話成真，又或是說了便能掩蓋這話並不為真的事實。」(P.79)

這個前度，卻讓她經歷著這場「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」。

前度喜歡的「她」，並不是實實在在的她，而只是扮演一個符合父權審美標準、有性吸引力的物件：穿短裙、高跟鞋、放下頭髮、塗紅唇。「我喜歡妳這樣裝扮」帶給她極大的殺傷力，這句話顯示了父權凝視 (male gaze) 帶來的情感勒索。

在這段有毒的關係裡，她的寫作才華完全被無視，淪為男性被玩弄的附屬品。但更殘忍的拒絕是：「我不想給你土地。」(p.81)。

愛爾蘭傳統文化裡，「土地」代表繼承權、財產，代表著一份實質的承諾。男方拒絕分享自己的土地，等同在關係裡女方完全無任何位置，更甚的是要滿足男方情感陪伴、外貌要求。所以，當她見到這個傲慢自大的德國男教授，等同想起以往在關係裡予取予求的前度。

然而，更精彩的部份在那位德國教授登門造訪的那一刻。

「……她笨拙地向他介紹這些資訊，但他還沒準備好要聽這些。他舉起一隻手，從斜背書包裡掏出一個半公升的君度酒瓶，酒瓶包在免稅店常見的白色保護網套中。」(p.84)

作者精準地描述了女作家及男德國教授的不對等。

「笨拙」不是因為那女作家不了解，而是被社會規訓的對象。男性被傳統視為權威的代表，女性要流露出退縮、自我質疑，不能有威脅性，嘗試討好對方。德國教授「舉手」公然打斷別人說話的動作盡顯傲慢，等於強行命令對方閉口。從他的眼中，伯爾故居的話語權應該掌握在他的手，而不是她。

他帶來一枝酒，並說：「這是獻給這棟房子的」，同樣都是蠻橫的邏輯。既要不請自來，還要單方面帶酒來以為可以隨意佔用她的時間，甚至將整個氛圍變成由他來主導。

他「短暫地看了看」廳堂、牆壁、泥炭、壁爐架上的照片、她採摘的吊鐘花等。連主角伯爾的照片，裱了框的書信、那女作家的筆記本及紙條，只是「瞟了瞟」而已。讀者們應不難發現，德國男教授實質上對伯爾故居的歷史全無興趣，甚至很可能只是「糾正」或「指導」她應如何理解伯爾本人，以顯露自己的男性優越感。

「……一輛登山腳踏車倚在最遠端的牆上，後輪沒了氣，扁平塌陷。 『妳騎這輛車嗎？』男人用近乎責備的口吻問。 『我根本不知道這裡有腳踏車。』女人說：『這是屬於這房子的東西。』」(p.86)

「腳踏車後輪沒氣，有何不妥？為何她需要解釋？」我腦海即時泛起這疑問。

原來，這個是父權社會裡隱藏著對女人的規訓。女人若然無做好家務，腳踏車不能正常操作，就是失職，男教授這條問題是延續對她的精神傷害。但她的回應很冷靜、很得體，直接應用 「課題分離」的概念，無需要對他無故的審判感到內疚。

「我已經江郎才盡了。」男人說：「歲月不饒人啊！」(p.87)

男教授轉換策略，開始無病呻吟，企圖搏取她的同情。可惜她不受這一套，在他身上完全找不到疾病的跡象。這句說話同樣非常惡質，當有些男性無法以「說教」壓倒對方的時候，反而開始販賣自己的脆弱，從而潛移默化地令她說出安慰他的說話。

*「她端詳他的臉龐，搜索疾病的跡象，但他毫無病容」*這細節很重要。吉根很銳利地描寫女作家的聰明，徹底揭破眼前這個自大狂妄的男人，根本是健康正常，旨在利用女人的善良滿足自己。

當女作家直接問他正在寫什麼時，他的反應是經典的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並找藉口說是「比短篇小說長一點」、「無時間寫」。男女角力在這裡開始翻轉，她看到這男人無作品、無進度，窮得只剩下感傷，以掩飾內裡的空洞。

「愛爾蘭不一樣了。」他說：「從前這裡的人很貧窮，但很滿足。」 「你覺得貧窮的人有可能很滿足嗎？」 「我們己經貧窮夠久了」她說。(p.90)

男教授短短一句顯示他正在浪漫化人們所受的苦難，對於愛爾蘭昔日因飢荒、天主教極權帶來的絕望無感。但更深一層是，他懷念的那個年代，說到底只是舊時代對於女性及貧困人的順從，而且他是樂於掌控一切的。

她劈頭便問「貧窮人 = 很滿足？」，直接拆掉他的既定看法。對她而言，貧窮就是貧窮，就是痛苦。然後她走到歷史的角度，替已經脫離數百年的殖民歷史、富裕的愛爾蘭發聲，直接否定德國教授迂腐的看法。

去到此處，女作家在對話上已經佔了上風。

「她看見男人在道路上憤怒地蹦跳，發覺他比她想像中要年輕，這時她已經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了。因為這會兒他說的是德語。」(p.96)

然而她即使口舌上勝了男教授，但在夜闌人靜，依然無法擺脫她內心最深處的羞恥感： 「今晚她唯一的所需就是全天下女人偶爾都會需要的 --- 一句讚美，單是一句毫無遮掩的謊言就足夠了。而她竟然犯了這樣愚蠢的錯誤，在這樣的年紀 (39歲) 索求讚美。難道她沒學到教訓嗎？」(p.98-99)

39歲這個數字，在父權社會的潛規則下，被視為「中年」。到了這個年紀，她自責，認為自己要獨立成熟，不應再追求男人的肯定。她的內心獨白最令人心痛的地方，原來她情感上只是需要「一句毫無遮掩的謊言」，認為真心的讚賞十分奢移。這晩，正正是她的39歲生日，而她只是想聽讚賞的話，即使是假也在所不惜。

最後她創作的過程是很令人心動的，因為她將之前所遭受的恥辱與孤獨轉化為冷酷的創作力量，將那些曾經令她失望的男人寫進作品裡，安排「緩慢而痛苦的死亡」。